人間通訊社

柏楊（郭衣洞）-2

1967年佛光山開山後，每天為了工程的進行、經費的籌措而忙碌，我也沒有多餘的時間去看報上的文藝作品。在開山期間，原來喜愛文學的我，幾乎一度成為土木工程師了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忽然聽說柏楊先生為了一篇連環漫畫「大力水手」，被政府逮捕、判刑，後來送到綠島拘禁。有「原子能之父」之稱的孫觀漢教授，一直為他大力奔走呼籲，尋求營救，要求釋放柏楊。我覺得當局們的肚量也太小，中華民國已經自由民主了，只是一點言論，有這麼嚴重的罪過嗎？我也為柏楊感到不平。但是那時候，像孫觀漢這樣的科學家，對中華民國原子能的發展有這麼重要的貢獻，他十年如一日的奔走呼籲，都沒有辦法，我們哪裡有什麼能力呢？

除了閱讀他的作品，柏楊先生以往作家的生活我並不了解，只知道他出生於1920年，是河南人。聽說他的家庭，因為他被判刑關在綠島而妻離子散，這恐怕是人生最悲慘的事情了。後來終於經過國際特赦組織的營救，讓他提前二、三年出獄，恢復自由之身。出獄後，任教於北一女中的詩人張香華女士願意嫁給他，並且照顧他，我們感到張香華女士的情義，實在令人崇敬。

柏楊被釋放了，大家真是歡喜，這也看出台灣的政治進步了。

柏楊獲釋後，積極推動有關人權事務，他參與國際特赦組織，並且擔任台灣分會的會長。他們來商借場地開會，我要台北道場的住持無條件借給他們使用。他希望我參加他們的集會，我雖重視社會關懷，但對於政治性的團體，接觸並不多。

倡導人權 尊重生命

他倡導人權不遺餘力，在推行人權教育上，發現到一般人把人權當作是政治性或黨派問題，但他認為人權是生活的、是倫理的、是家庭的、是社會的，這項權利是與生俱來，跟生命等值。人類生而有自由、平等和尊嚴的權利，任何人在任何地方，甚至在法律之前，都有完整獨立的人格。我也告訴他，佛教是最尊重生命、人權、甚至生權，因為佛陀悟道後的第一句話「大地眾生皆有佛性」，就是宣誓「眾生平等」的思想。

談話中，我們對於廢除死刑的議題，彼此有不同的看法。

他主張要廢除死刑，我則認為犯什麼罪，都可以不用死刑，但是殺人致死者，若要免除死刑，這並不合乎因果，我不能同意。因為這個思想見解，不是我星雲個人的，這是佛法講的「因果論」。

殺死別人，自己不死，這不合因果；我如果也這樣子主張，那我就不能依止佛法，我就不是佛教徒了。如同一場辯論，他有他的看法，我也堅持我的意見，大家各自表述而已。

柏楊一生非常的用功，被關在綠島期間，著手將《資治通鑑》撰成白話文；出獄後，又歷經十年時間整理完成，並且出版。

我曾經購買幾十部送人，因為《資治通鑑》白話版經過他的解釋、註釋，讓初學的人一目了然，值得推薦。我提倡白話，但是要我和他有一樣的功力，把佛經典故寫成像《資治通鑑》白話文，我就力有未逮了。

自從柏楊先生出獄以後，我因為掛念他沒有職業，生活不知如何安排，連續好幾年的春節，都請人代為致贈十萬元紅包給他，這也算我對於文化人、愛國的良心人士，表達崇敬之心。晚年，他也曾到佛光山來拜訪敘談，甚至有一年春節，他們夫妻也上山圍爐，與大家一起過年。

回顧柏老一生，依他的功勞品德，以及他所受的苦難，應該值得讓我們社會上有良知的人對他尊敬了。

郭嗣汾-1

說過柏楊，在文藝圈中，郭嗣汾先生應該是我最懷念、最尊敬的人。

回憶起1958年我接編《今日佛教》，需要登記自己做發行人。但是當時的法令，發行人要有大學畢業的文憑，我是連小學畢業證書都沒有的人，怎麼能登記做《今日佛教》的發行人呢？想來很慚愧，寫了那麼多年的文章，現在要編一份雜誌，竟然連發行人的資格都沒有！

後來，皈依弟子朱橋跟我建議說：「你可以向台灣省新聞處處長郭嗣汾先生詢問，請教他有沒有別的方法或管道。」

我聽到此言，就直接去找郭嗣汾先生。最初是先寫信問他：「我要有什麼樣的條件，才能做《今日佛教》的發行人？我沒有學歷，有其他別的辦法嗎？」

去信後，過兩天，他就回我說：「有這麼一條資格規定，假如做過五年的雜誌編輯委員，就可以擔任雜誌的發行人。」

我一看，心中大喜。因為我從1951年起，就陸陸續續做了《人生雜誌》的主編或編輯委員，我趕緊把申請文送到台灣省新聞處去登記。沒有幾天，我就拿到發行人的執照了。在我的一生中，是一個轉捩點，它讓我感覺到自己有資格發行雜誌。我和郭嗣汾定交的因緣，也由此結下了。

郭嗣汾先生，四川雲陽人，1919年出生，為人厚道，虛懷若谷，是一位謙謙君子，雖然官拜新聞處處長，但一點官僚習氣都沒有。和他談話，讓人感到如沐春風，他做的一切事情，都是出於善心好意。如果今天國際佛光會要頒授一個「做好事、說好話、存好心」的「三好人家」獎牌給郭嗣汾先生，我認為是實至名歸。

為人厚道 謙謙君子

登記成為《今日佛教》的發行人後，我想把這一本雜誌發行到教育、文化等各界去，讓它成為社會公眾的讀物，不要完全只是在佛教裡談經論道，因此我想在雜誌上連載一篇長篇小說，吸引讀者閱讀。我想起郭嗣汾先生，他長於寫作，從海軍出版社到台灣新聞處，都有他的著作出版，於是我又再試著邀約他為《今日佛教》撰寫小說。沒有幾天，他就寄來〈菩提樹下的兒女〉前面幾章的內容。他說：「你看看，如果可用，你就先用吧！」

我覺得郭嗣汾先生做事這麼神速，又這麼乾脆，收到稿子後，我就想跟他相約見面。當時，我在北投有個雜誌編輯、發行和南北來往的聯絡站，我問他：「我去看你？還是你來找我？」他叫我不要去台中找他，因為路途太遠了，橫豎他經常回台北，可以到北投來看我。

就這樣，我們在北投的普門精舍裡，經常一聊，就是幾個小時。大多數的內容都是討論讀書、寫作、做人處世，好像那個時候我們沒有太關心國家大事，也沒有什麼社會八卦新聞。不過，每次談話結束，送他回台北的時候，我自己內心總感到滿懷喜悅和充實。他後來常常告訴別人說，我講的「不比較、不計較」理念，影響他一生的做人。其實，他的厚道、他的謙卑，才是讓我一生懷念呢。從《今日佛教》的因緣，就帶動我們兩人後來常有來往。他為我寫過不少文章，也在我們強力的邀請下，訪問過佛光山澳洲的道場；他介紹劉枋女士到佛光山來居住，我也經常請弟子永芸等前去探望他。（待續）